观感远好于上一部世界( jiè)末日，柏林遗憾。 在《欧陆》中( zhōng)，拉杜·裘德让女主角穿梭( suō)于三次长对话：与闺蜜、前( qián)学生和神父。这三段场景( jǐng)像是一场女主角主动要( yào)求的道德审讯，每次对话( huà)都是一次现实性的“辩护( hù)”尝试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闺( guī)蜜提供的是安慰方式是( shì)一种资本化的“外包”，愧疚( jiù)感可以通过2元/月的定投( tóu)捐款化解，愧疚变成了一( yī)种可以被技术化、形式化( huà)的道德动作。学生背着“I’m Romanian”的( de)外卖箱，醉酒间抛出禅语( yǔ)和虚无的智慧，最后用一( yī)夜情把愧疚化为肉体麻( má)醉；神父则用宗教话语彻( chè)底抹去女主的负担，把他( tā)人的死亡归结为“个人的( de)罪”，剥夺了她寻找救赎的( de)可能。裘德在此揭示的不( bù)是愧疚本身，而是“表演愧( kuì)疚”的陷阱——女主在每次对( duì)话里都反复提及那股尿( niào)骚味，仿佛通过感官的不( bù)适来证明痛苦的真实，却( què)恰恰显露了她愧疚的虚( xū)构性。她必须愧疚，必须叙( xù)述愧疚，必须让自己相信( xìn)愧疚的存在。这正是当下( xià)欧洲白左的困境：愧疚成( chéng)为一种道德货币，一种身( shēn)份标签，却无法触及结构( gòu)性的现实。裘德用低俗的( de)气味戳破高尚的忏悔，把( bǎ)一切道德话语还原为不( bù)堪忍受的身体经验，让人( rén)发笑。 最后的居住区影像( xiàng)没有对白，镜头冷静凝视( shì)那些混乱或有序、破败或( huò)崭新、充满现代感的公寓( yù)建筑。克卢日的居住区并( bìng)非美化的文化地标，而是( shì)东欧城市里普遍存在的( de)社会主义遗产空间：单调( diào)的方块楼房、破败的设施( shī)、堆叠的人口。如果说三次( cì)对话中的愧疚是表演化( huà)的，那么居住区的影像就( jiù)是一种不可表演的真实( shí)。裘德在此用 “空间的见证( zhèng)” 替代 “语言的证词”，让影片( piàn)在最后回到物质性、肉身( shēn)性的一击。